在贵州,中国找到实事求是自主革命之路

  

  7月10日,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市文化小学六年级学生王雁池在给参观者讲解。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曲俊燕/摄

  长征历史上,没有哪个行军之处像贵州这样充满争论。去不去湘西要争,打正规战还是运动战要争,进攻还是保存实力要争。

  这支过湘江后士气大减的队伍开始直面失败与问题。以通道转兵为开始,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在战争的缝隙中召开,一支逐渐成熟的队伍最终以4次渡过赤水的战略战术,成功突围。

  实际上,军事上的胜利远不足以解释红军在贵州的收获与蜕变。这支被共产国际包办了21年的队伍,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开始了决定自己领导人与路线的自主革命之路,成为自己的主宰。

  从实际出发的转变

  1934年12月5日,接连几日的阴沉天气开始晴朗起来,但笼罩在此时进入壮、苗少数民族山区的中央纵队红军身上的阴影仍未散去。几天前,过了江的他们站在湘江西岸,面对满江漂浮的战友遗体失声痛哭。

  悲伤、不满、愤怒的气氛在蔓延。史料记载,当时拄着拐杖在山路行走的周恩来望着身后不断走过的满是血迹和伤痕的战士们,又扭头看了看紧跟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李德,当俩人四目相对后,周恩来赶紧收回眼光。博古也曾望着黏稠殷红的江水,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朝自己比划。

  红军的未来将往何处去?因为李德“堡垒对堡垒”的战略主张,丁毛山战斗在一周内使红三团9个连伤亡13名连级干部。他的“短促突击”在古龙岗战斗中反而让敌人有了回旋余地。

  是继续打城市战、阵地战还是改换策略?历史的回答最后落在了遵义,一个持续了3天的会。

  后来有太多的文字形容这场会。刘伯承曾在《回忆长征》中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仍然按原样保留了1935年开会时的长桌和两个壁橱。在这个靠火盆取暖、用煤油灯照明的27平方米房间,参会者“先来先坐”。一场事关红军前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争论在当年1月的寒冬展开,到会议后两天,前来讨论的人超过了20个。

  会议在博古首先发言作主报告时就显现出严肃的气氛。他在报告中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于敌人的力量过分强大,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也不够密切,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

  史料记载,此报告后,在场参会者“没有掌声,也没有交头接耳的议论声”。

  紧张的交锋在周恩来作副报告时出现。一句“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回应了在场人员的关切。这个周恩来几次提笔却因为“心沉”“难受”无法写就的军事报告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之后,李德也承认博古与周恩来各自所作报告的原则区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

  不少亲历者都回忆了会上张闻天作反报告时的焦灼氛围。他直接大声说:“我认为博古同志刚才所作的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称之前突围的行动为“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

  《红军长征史》这样描述当时李德的状况:“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到毛泽东发言时,他已经逐渐点明运动战的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之后成为其一再强调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阐释,即“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会场上也不是没有反对与讥讽的声音。史料记载,当时支持博古与李德的凯丰就站起来,冲着毛泽东大声说:“你顶多也只是看了些《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的书而已!”而正坐着抽烟的毛泽东直接反问“我说凯丰同志,那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几节吗?第一章是什么?”

  最终,这个短暂的针锋相对以凯丰无言以对只好坐下来而结束。

  会议最终将毛泽东选为常委,取消了“老三人团”,但这一伟大转折带来的影响未能立竿见影,它缓慢地注入到往后的每段征途。

  保住成果的系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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